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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批90後:我們的底色其實是一致的


作者:Donna 發表時間:2018-01-13 00:44:05 標籤:分類:

原標題:第一批90後:我們的底色其實是一致的

我們來說說包括「第一批90後」在內的當今中國青年。你是否是其中正在經受焦慮的一員呢?

熬夜、加班,持續消耗身體,不知工作的意義何在;漂泊在城市各行各業,擠出地鐵,華燈灰暗,老年人已經入睡,而自己皺眉奔波,一事無成,一無所有,感一聲「中年」已至,而「老淚縱橫」。

同樣漂泊且更被消耗身體,甚至可能犧牲尊嚴的「青年農民工」同樣在經曆他們的焦慮和緊張。然而他們一直沉於青年焦慮討論最邊緣的地方。

但要知道,近代以來,古今中外任何一個社會或曆史之中的青年都不是輕鬆的。真正的問題,絕非是否焦慮,而是,具體到當下,為什麽是這樣的、而不是其它類型的焦慮。城市的、鄉村的,具體焦慮可能各異,但生活於同一片藍天之下,最基本的底色是一致的。

思考角度不同,底色也可能不同。本文作者生於九零年,是第一批90後,他選擇的是經濟與社會環境演變:第一層底色是我們的勞動價值觀已產生變化,麵臨意義重建的挑戰;第二層底色是我們的時間感已慢下來。

重建日常生活中的勞動價值觀,調整生活的時間感,兩層底色毋庸置疑都需要更宏大的政治與經濟製度改變。我們在個人層麵上將怎樣突圍?或許在於日常生活細節的改變,比如說,抵抗「算法」、飛躍出租屋,保持開放和多元。一個狹隘且封閉的「中年人」,顯然無法憑一己之單薄與宏大世界進行談判。

撰文| 新京報書評周刊編輯羅東

是誰在定義我們?

網絡傳播與青年的「中年危機」

沒有一個社會是純粹完美的,沒有一段曆史是完全輕鬆的。歸根結底,我們這些存在於人世間不過百年的人本身,就不完美,就不輕鬆。所以,縱觀古今中外曆史,任何通過改變「人性」來建構一種烏托邦,繼而還希望一蹴而就解決全部問題的社會實驗,無一例外都已宣告失敗。

那麽,生活在此間的青年呢?

青年是敏感的、焦慮的,是多愁善感的,因為任何社會或曆史之下的他們都會麵臨自己的問題,迫使他們經曆、抵抗、反思和妥協。突破就亢奮,潰敗則失落。在此意義上,再來審視當今中國青年的精神狀況,是否焦慮,有不危機,很可能是一個沒有意義的偽命題。

更真實的問題或許是,為什麽是這樣的、而不是其它的焦慮,為什麽是以這樣的、而不是其它的方式表達出來。

「葛優躺」:沒有生存壓力小的時代,也沒有一個時代的思想者不批評同時代人是空虛的。不同時期的人,通過不同的方式來表達對壓力和空虛的不滿,但不是每個時期,都要通過勞動和坐姿上的「頹廢」來表達。點擊圖片查看2016年7月文章《「葛優躺」,我們抵抗時代的稻草?》。

我們擔心禿頂,擔心啤酒肚,擔心入錯行,還擔心未來的生活沒有了奔頭而已固定,一眼望到頭,或者擔心工作充滿不確定性,因為漂泊和流變使得安身立命變得困難。然而,詞庫匱乏,踴躍站出來宣佈和定義這些焦慮的,不是其它卻是這樣一些流行表達:第一批90後的中年危機或「第一批90後+已經XX」等等。

製造它們的,不是循規蹈矩的傳統媒體,而是更自由更激烈的自媒體。或者個體寫作,或者集體創作。與傳統媒體不同,自媒體在內容生產上,不隻是描述一件事、一個故事,也不隻是回答為什麽,而是多了一維「情緒」。他們說懂得你的焦慮,表達策略上降低自己而無比抬高讀者,讀者至上,讀者的情緒至上。他們的創作者,要在激烈的內容競爭中發現和表達我們的情緒,但實際上,操作邏輯是顛倒過來的,認同他們的情緒就來,堆積如山成一種集體情緒,不認同就「滾蛋」,而不是交給讀者獨立自主判斷。

傳統媒體的思考方式是一種媒體思維,是描述、解釋,而非情緒渲染,稍不留神還要掉到「理中客」的漩渦。內容是競爭性的,而現在,情緒正在變成最受追捧的內容生產要素,這意味着,需要他們把握情緒,並在圖文和排版上以簡易直白而具有衝擊力的方式呈現出來。

曆史上,國內外傳統媒體都曾經生產過情緒。他們使用「偉大」「永遠」等絕對性的詞匯表達一種立場,非此即彼,非黑即白,而拒絕更中立更廣闊的多元思維。時過境遷,傳統媒體擺脫了情緒生產,現在,麵臨自媒體的強烈衝擊,反而將讀者拒之於千裏之外。

我們平時在微信或其它新聞客戶端上,通常很少會去區分報道者誰,寫作者是誰,而是統稱他們為「媒體」或「小編」。

身上的標簽、描述是怎樣來的,是由誰提出來的,或許是理解焦慮或危機的第一步。他們沒有、或故意不使用數據收集和邏輯論證,製造的標簽,可能不符合你,但即便不符合,比如沒有啤酒肚、沒出家,他們的情緒也可能滿足了你的焦慮。兩者都不符合,顯然就對不起,你不是他們的讀者。

究竟誰不是他們的讀者,是追求獨立思考的群體嗎?很難這樣說,因為經常被推崇的「獨立思考」其實是一個模糊不清的詞,沒有人不認為自己是在獨立思考。是財富等級上的頂端群體嗎?同樣很難說,因為我不知他們的真實生活狀況,更何況一些領域的商業家或娛樂人物需要降低姿態「親民」,同焦慮的同輩打成一片,是還是不是真假難辨。

真正不是他們讀者的,是當今中國規模更大的一個青年群體,他們因為家庭、興趣、經濟或學習水平等各種原因在高中、初中或小學畢業後便到城市拚搏,他們沒有受過高等教育,通常在政策和傳播上被稱作「青年農民工」。他們中有的是85後、90後、95後,甚至是00後,而同樣在經曆著自己的焦慮和緊張,然而他們一直沉於青年焦慮討論最邊緣的地帶。

我這裏把他們作為另外一個群體提出來,絕不是要說更值得關注,因為如果要平衡「公平」和「自由」——兩者都重要,卻往往難以兩全其美,所謂左翼和右翼的意識形態爭議便由此而來——就沒有誰更值得關注,生命權、生存權可能比其它權更重要,但沒有誰的權利更重要。即便經濟收入、職業或文化等層麵迥異,我們也都是同一片天空之下青年。最基本的生活境遇,或者說底色,是一樣的。

角度不同,提出的底色也可能不一樣。我選擇的思考維度是影響着我們每一種擔心、緊張和焦慮的經濟與社會環境,具體說來,第一層底色是我們的勞動價值觀已產生變化,第二層底色是我們的時間感已慢下來。而在此基礎上,再來探討如何在個人層麵盡可能做出改變,比如說,抵抗「算法」與飛躍出租屋,保持開放和多元。

第一層底色

勞動價值觀與我們的工作意義

嚴格說來,在勞動哲學意義上勞動與工作不是一回事。通俗而言,我們現在說的工作,往往指自由就業市場上經勞資雙方簽訂合同之下的勞動實踐,以獲取報酬為目的,是一種商業化的勞動交易。勞動還可能是非交易的、公共的、自主的。然而,給兩者提供意義解釋的都是「勞動價值觀」。簡言之,是幫助我們說服自己以回答為什麽要勞動、為什麽要工作,價值和意義何在。

父母輩和課堂上的老師教育我們說,努力讀書,尤其是接受高等教育,是為了將來的工作選擇自由,是為了將來從事更自主更有意義的工作。但是,我們可能必須要承認兩個事實,一是即便高等教育畢業,也不必然意味着更自主更有意義的工作,二是並非所有人都能得到工作本身的意義,他們擺脫不了勞動的身體痛苦,搬磚、端盤子,不是他們希望或喜歡這樣,而是不得已。優勝劣汰的教育和就業之下,勝出者無法替邊緣者說工作是美好的。

這樣說,倒不是要否定勞動或工作的價值。按照包括馬克思在內的思想家的說法,沒有勞動,就沒有曆史。在現代社會完成工作更是一種基本的契約精神。而是說,我們就是擺脫不了喜怒哀樂的普通人,不是完美的聖人,我們的勞動還需要一套意義解釋框架。

第一批90後的童年,或許都聽過一首流行歌叫《步步高》。景崗山、林依輪和高林生慷慨激昂地高唱「世間自有公道/付出總有回報/說到不如做到/要做就做最好」,這是全曲的最高峰,激勵過我們的父母輩,60後、70後。甚至可能包括第一批80後。

景崗山、林依輪和高林生演唱的《步步高》MV一幕。

那時候,中國在政策上剛確認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。更確切地說,改革早期的「處處點火,村村冒煙」工業化道路已結束,取而代之的,是逐步拉開序幕的以土地開發為中心內容的城市化建設。熱血註定要燃燒,城市青年的「下海潮」和農村青年的「打工潮」兩股潮流改變了當時的中國。

即便彼時也存在諸種「投機」,然而,真正引領中國勞動價值觀的還是「勤勞致富」。他們相信膽識和奮鬥能創造財富。

「勤勞致富」的興起,實際上也是更早的勞動價值觀即「勞動光榮」,在日常生活中的謝幕。「勞動光榮」在共和國前三十年,既是一種政治覺悟,也是一種集體倫理,不勞動或不愛勞動是它的反麵,是覺悟低、是不愛集體。更不歡迎「不勞而獲」,而「不勞」既指偷懶,也指利息、租金等資本收益要素。勞動是一種最基本的政治任務和道德榮耀。

概而言之,勞動的目的是活着,但在具體的生活之中究竟為什麽要勞動?文化精英的理論或詩文或許給出這樣或那樣的答案,有的漂亮,有的深刻,有的低賤。然而,這些都是哲學家或文學家的解釋。

回歸最現實的普通人生活,他們的解釋很簡單,也很純粹。「勞動光榮」統一全社會的時候,是為了道德上的榮耀,更是為了政治上的集體倫理,不得不勞動,不勞動就被教育、被批判。「勤勞致富」起來的時候,是走出集體倫理,為了個人的生存而勞動,為了更上更好的生活而勞動,不得不勞動,不勞動就饑餓,所以《步步高》也要首先唱「沒有人問我過得好不好」。

我們出生的時候,「勞動光榮」已經退出曆史舞台,而到了第一批90後出來工作的時候,「勤勞致富」已經慢慢不被普遍信任。我們的身上,不再像祖輩和父母輩一樣,還擁有一個統一全社會的解釋框架,意義的建築坍塌。工作的價值何在?我們瘋狂地熬夜、拚命地加班,不惜犧牲身體健康,是為了什麽?想必不隻是為了基本的溫飽問題。

或許,一些從事藝術性或創造性工作的人們會說,是因為興趣,因為他們在工作中獲得了價值,生命由此升華。但還是那句話,勝出者無法替邊緣者說工作是美好的,他們隻是龐大青年群體中的冰山一角。「葛優躺」和《感覺身體被掏空》在2016年流行起來的時候,我們的勞動解釋體係已經麵臨挑戰,依靠工資過上想像中的生活、實現階層向上流動,都變得困難,而解決渠道當然不是回到集體倫理中。

第二層底色

時間感與我們的生活慾望

四年前,我的外婆患腦血栓住院,已經不能說話,醫院說再無希望。外婆一直持續不斷地用食指掐著大拇指。微弱,但還用力。外婆是「在算最後的(生命)時辰」。我走出醫院到茶館,茶館裏的老人們當時正在這樣議論著外婆,按他們的說法,外婆距離最後的生命時刻已經非常近了,早則當晚,遲則一兩天。

我畢生第一次聽到這樣的說法,古老,很像一種遙遠的村野神話。外婆挺過最艱難的一天,扶牆跺腳鍛煉、散步活躍筋骨,抵抗血栓,因此繼續維持了三年生命,離世時89歲。

這麽些年過去了,外婆的時間計算在我的腦海中揮之不去。

精細的、統一的時間計算起源於工業革命和市場經濟。外婆是一個莊稼人,麵朝黃土背朝天,時間都是根據日出日落、樹葉榮枯和燕子來去而完成計算。習慣用上鍾表,時間也是粗糙的,計算單位通常使用兩個小時或上下午。然而,臨近生命盡頭,時間的計算不知以什麽單位突然精細起來,像是一種習來的傳統,更像是臨近死亡的人之本能。

我們的時間計算非常粗暴。確切地說,是學習和工作時間精細,而生活時間粗暴。

二十世紀九十年代,中國社會正在經曆全麵市場化,與之而來的是,現代企業管理製度興起,精細的時間管理也登場,上班、午休、下班、加班,具體到分鍾,「時間就是金錢」,影響到每一個到市場上勞動的父母輩,既有早期IT行業的程序員,也有富士康的第一批農民工。他們必須要精於時間計算。我們通過文藝作品看見他們「匆忙的身影」,等到出來工作,環境同他們是一樣的,計算工具(比如上下班打卡的係統或APPs)可能更時髦,但性質沒有什麽不同。

然而,除了工作時間,屬於自己且相對獨立的生活時間,我們的計算卻正在悄然改變。

席捲而來的「第一批90後+XX」說法,什麽脫發、離婚、出家,等等,滿天飛。動則半生、一輩子,幹脆一眼望到頭,我們的時間計算很粗暴。連「佛係青年」這樣的詞都跳出來,時間計算不隻是粗暴,還正在變慢,更像是要停下來。

宋祖英演唱《越來越好》(2001)。

第一批90後是聽着「生活好了」「你們這些孩子沒有經曆過苦日子」等訓話成長起來的,它們同宋祖英演唱的《越來越好》一起,象著着一種向上的、滿意的生活變遷。中國經濟彼時高速增長。人們願意犧牲包括休息、身體和環境在內的一切投身於勞動之中,並對未來預期頗高。但是,沒有一個經濟體能保障一直保持高速增長,經濟結構調整、製度遇上瓶頸和社會觀念變遷都可能帶來拐點。等到我們出來工作,中國即將告別以土地開發為中心的城市化建設,經濟結構到了調整到了節點,時間慢了下來,被迫調整生活慾望和期望的姿態。

按理說,到了奔三的年紀,皮膚或頭發的微妙變化在國內外都是再正常不過的事,我們已經回不到十八歲。然而,經濟與社會時間慢了下來,我們的身體和精神卻在走向衰老,更何況,精細的工作時間計算還加速了這一進程。兩者的時間之差構成了焦慮的重要因素。反觀父母輩,城市的,他們在相同的年紀完成的事業程度,可能遠在我們之上;鄉村的,他們在相同的年紀非常確定打工的意義,到大城市掙錢回家蓋新房,而不是像我們猶豫於是否回家,如果回家,是鄉村、小鎮還是縣城。

那時候,當然了,普通的父母輩也經曆著屬於他們的焦慮。城市青年,就像翟惠民唱《十不該》《鐵窗淚》一樣擔心自由衝動之下的亂序和「嚴打」緊張。鄉村青年,到城市謀生擔心被騙被勞動販子違法「囚禁」,更普遍地,就像打工民謠中的《打工十二月》一樣承受着城市生活的飄零。這些歌,記錄下了他們青年時期的一些彷徨和掙紮片段,我們這一輩聽來或許已經陌生。

改變的細節

抵抗「算法」與飛躍出租屋

重建日常生活中的「勞動價值觀」,調整生活的時間感,兩層底色毋庸置疑都需要更宏大的政治與經濟製度改變。但是,對於這些正在經曆焦慮和緊張的青年來說呢?此時此刻,我們就在熬夜、加班,持續消耗身體,不知工作的意義何在;我們漂泊在城市各行各業,擠出地鐵,華燈灰暗,老年人已經入睡,而自己皺眉奔波,一事無成,一無所有,感「中年」已至,而「老淚縱橫」。

同樣漂泊且更被消耗身體,甚至可能犧牲尊嚴的「青年農民工」同樣還在經曆他們的焦慮和緊張。

那麽,假設把問題暫時置於個人層麵上,且限於這篇文章的讀者,我們可以做出何種改變或突圍?比如說,高校畢業後獨自到北上廣等大城市打拚的青年,我們能否保持、在何種程度上保持開放和多元的精神姿態,或許將決定着能在多深層次上與焦慮相抗衡。

宿舍「卧談會」漫畫。圖片來自網絡。

我會懷戀讀書期間的兩種空間,一是教室,二是宿舍,正是在這些地方,與同學完成了學校的日常生活交流。教室裏的問答、集體討論,宿舍裏的卧談,還有通往食堂路上的聊天。我們由此得知,世界是多元的,沒有人、也沒有任何時候完全同意自己的觀點。

然而,畢業工作,我們經由一個學生變成「空巢青年」,一半是出於嚮往更自由的個人生活,但隻是作為一個勞動者身份來到這些城市,相伴隨的是一個封閉的獨處空間。到這時候,我們與外部世界的交流往往交給了內容客戶端的「算法」。他們按需推送。我們在封閉的空間中進行着最私隱的、最原始的、也最本能的信息獲取,圖片的,文字的,視頻的,既可能滿足着我們對物慾性慾世界的窺探,也可能滿足着我們對自己狹隘世界觀的想像。持續看到自己想看的,不斷鞏固一已之見,誤以為真實的世界運行邏輯果真是這樣。

社會或個人思維是離散的、多元的,而商業是競爭性的,兩者一相比,離散性顯然比不過競爭性。如果說一般商品領域的「算法」幫忙縮短了挑選的時間,信息和知識的「算法」則是在挑戰一個完整個人的自由意誌。跟着「算法」沉浸在自己的單一世界,長此以往,很可能會變得狹隘、封閉,繼而喪失掉在學校時期還可能保持的一些開放和多元。

遇見不同的人,看見不同的觀點,聽見不同的生活經驗,我們才可能看到更豐富的可能,即便要痛苦地經曆碰撞和衝突。這樣的經曆,既是「它山之石」,我們遭遇的,不是孤獨的,因為還有其他人的生活經驗可供參考,也是一顆包容之心的必然承受。勞動價值觀已改變,時間感已經慢下來,若非如此,一個狹隘且封閉的「中年人」青年何以用一己之單薄的身體和精神,與宏大的世界談判。

讀書和參加社會公共生活,是保持開放和多元的一種常見選擇。然而,真正做起來卻需要條件。我們的身體與精神已疲憊,更可能、也更普遍的做法,或許還是要回到日常生活的細節與安排,比如說:抵抗「算法」,跳出單一內容客戶端,到外麵逛逛帖子,看看或參與公共事件的爭議;飛躍出租屋,結識朋友並與他們交往,因為一場簡單的便飯聚餐,也可能刷新你的「三觀」。將工作與生活隔離,經曆一段年華。而這樣說,絕非意味着就要放下更宏大的經濟與社會環境思考。

作者:羅東;作者在由南都公益基金會與《南都觀察》項目組主辦的2017年度對話「青年危機」表達過文中主要觀點。


本文來源:http://news.ifeng.com/a/20180112/55063483_0.shtml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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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非常讚同。今天的中國人不是傳統意義上的中國人,是「文革」創造的中國人。他們的教化是「武鬥」,是「革命」,不是仁義禮智信;他們的教育是「黨國教育」,黨在民眾之上,統治者在黨之上,不是溫良恭儉讓。他們得志時,是魚肉底層的暴徒;他們失意時,是政府任意宰割的羔羊。這一切都源於共匪的專制統治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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